如果回到1970年代初的香港，你會發(fā)現當時的貪腐非常猖獗。不僅港英政府官員腐敗嚴重，連公共機構服務人員也都索要賄賂，醫(yī)生要“紅包”、救護人員要“茶錢”、連醫(yī)院清潔工也要病人“打賞”，最荒唐的是消防隊員開水喉救火也要“開喉費”，否則就按兵不動，眼睜睜地看著大火吞噬一切。貪腐最嚴重的是香港警界，幾乎無人不貪，據一位后來被治罪的警司交待：“貪污在香港警察隊伍中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，就像晚上睡覺，白天起床、刷牙一樣自然。”那時香港市民，只好把賄款列為生活必備的一項開支。

　　然而，香港在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，短短數年，便使香港躋身全球最清廉地區(qū)之列。最近出版的《零容忍》，這本書的副題叫“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肅貪記錄”，通過大量細節(jié)和史料，展示了香港廉署的辦案方式、制度架構及工作細節(jié)。作者何亮亮，是香港鳳凰衛(wèi)視的首席時事評論員，在香港生活了近20年，對香港的法治及制度文明有著深刻的理解，這本書浸潤了他對香港廉政公署多年的觀察與思考。

　　香港廉署的湯顯明曾表示：反貪的關鍵不是“嚴懲重判”，而是要做到“逢貪必被抓”。他認為“死刑并不能阻嚇貪污犯罪的發(fā)生，因為只要有高利潤在，殺頭的生意總會有人做；而‘逢貪必被抓’則屬那種肯定賠本的買賣，不會有人做，所以，反貪機構的關鍵是要做到對腐敗‘零容忍’。”從香港廉署的工作成果能看出，不是腐敗不可治，不是必須適度容忍，關鍵取決于是否有“零容忍”的態(tài)度。這種態(tài)度意味著治理腐敗的誠意和決心。正如書中前廉政專員郭文偉所說，打擊貪腐最重要的一點“就是最高領導要有個最高的政治決心”，有了零容忍的政治決心，就可能把一個腐敗災區(qū)變成公職人員“不愿貪、不敢貪、不能貪”的廉政局面。

　　廉政公署的英文名稱叫“獨立反貪公署”，“獨立”是這一機構的精粹。它獨立于香港政府架構之外，廉政專員直接對最高行政長官負責，它有三個部門組成：執(zhí)行處、防止貪污處和社區(qū)關系處，對應的工作分別是調查、預防和教育。這種 “三位一體”的架構，成為廉署高效廉潔的組織保證：執(zhí)行處全力肅貪，讓腐敗分子逢貪必被抓而“不敢貪”；同時將反貪重心前移，通過審核政府部門的法律和程序堵塞貪污漏洞，使相關人員“不能貪”；再通過宣傳教育讓市民“不想貪”，培育反貪、防貪和廉潔自律的社會土壤。應當說，讓這一切卓有成效的主因，就是全社會的“零容忍”。

　　當然，在全社會培育“零容忍”的制度土壤，也絕非易事。前提是整個社會要把信任和平等真正當作國家政治的基礎。信任首先意味對公民的信任，意味著要告知他們社會真實的狀況、要最大程度地提供公民參與政治的機會，在處理公共事務時要盡可能地采用民主協(xié)商的方式。如果政府把培養(yǎng)社會信任網絡，當作政治的首要任務，“零容忍”的態(tài)度在社會中才得以確立。因為，剝奪和腐敗總是隱藏在不平等的關系中，假如國家和公民對優(yōu)勢資源的控制永遠處在不平等的狀態(tài)，想“零容忍”治理腐敗也無從入手。如果政府只是把反腐看作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權宜之舉，這種政治邏輯也難以成為“零容忍”存在的土壤，其結果反而可能讓腐敗之火愈演愈烈。

　　很顯然，腐敗的勢頭如果仍得不到根本遏制，政府所面臨的不僅是社會動蕩的問題，也會影響到國際間的經濟合作，以及政府在國際政治中的聲譽。那時候僅是腐敗這一個因素，就有可能讓各種社會矛盾糾集在了一起，形成一種無法阻擋的國際與國內政治壓力。到那時再來面對和治理，可能就為時晚矣。

　　我們可以從法律角度重新思考反腐的立法和司法體制，針對內地腐敗的特殊性，找到治本之舉。香港在這方面有很多成功經驗可以借鑒。有調查顯示，香港廉政公署 30多年的工作已創(chuàng)造了一種局面，70%以上的香港民眾都愿意向廉署主動告發(fā)各種腐敗行為，而民眾對廉署的信心也始終保持在90%左右。要形成這種全民共識的狀態(tài)，大陸還需要對公共治理機制、民眾的參與和表達機制進行漫長的改革。

　　每個人都希望社會長治久安，但這一切的決定權，很大程度上握在高層政治家們的手中，能不能做到對腐敗的“零容忍”，則是這個時代的政治家們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。只有這樣，一個國家才會真正擁有活力、誠實和人性。